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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背影》解读的秋日时代

作者：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  张学君     《语文建设》2011年第11期

一、作为“教育事件”的《背影》

　　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没有哪篇文章像朱自清《背影》这样，际遇如此曲折：既曾被支持者捧上云端，也曾被反对者打入另册。赵焕亭根据《背影》入选教材和被解读的状况，将其教学史分为春晖时代(1925～1950)、寒冬时代(1951～1977)、夏日时代(1978年以来)三个阶段。寒暑炎凉，一波三折。

　　《背影》能有今天的地位，有其历史机缘，最初与叶圣陶的推举不无关系。叶圣陶与朱自清志趣相投，因文为友。集编辑和教育家于一身的叶圣陶很赏识朱自清的文笔，1925年《背影》初次发表就刊登在叶圣陶主编的《文学周报》上。上世纪30年代，《背影》人选中学课本。叶圣陶也把它编入《国文百八课》等书。1948年朱自清去世，叶圣陶在《中学生》上发表《朱佩弦先生》，说道：“现代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谈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由于叶圣陶在教育界的影响，建国后《背影》进入教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就是所谓的“春晖时代”。

　　1951年，《人民教育》第3卷第3期发表了黄庆生的《一篇很不好教的课文——(背影)》，引发了“《背影》是表现小资产阶级不健康感情”的论调。1952年，《背影》被从教材中删去，进入“寒冬时代”。

　　1982年，《背影》重新选人课本。这一落一起似有拨乱反正的意思，《背影》因此走进“夏日时代”。

　　然而，“夏日时代”似乎也不能维持其长久的热度，近年来不断有质疑《背影》的声音出现。2003年《武汉晨报》刊登了《背影》落选新教材的消息，很多家长打电话表示反对。2010年丁启阵针对孙绍振的一篇解读文章，主张把《背影》从教材中删去，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语文课改以来，课文篇目的调整本是很平常的事，何以一篇《背影》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在笔者看来，当下公众对《背影》的态度，受到了审美之外因素的干预。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只要注意一下“家长”的身份就明白了。针对丁启阵的观点，曾有教师撰文说，“《二十四孝图》应取代《背影》进入教材”。这位教师可能忘记了，《背影》是作为“现代散文名篇”入选的教材。可见大众心目中的《背影》，不仅是一篇“美文”，更是孝道的图腾。好多人之所以反对从教材中删去《背影》，是因为担心教育的“去孝道化”。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背影》是一个“教育事件”，而不是一个“文学事件”，我们有必要从文学的角度对这一文本进行重新审视。

二、《背影》：父子间—次艰难的对话

　　《背影》的主题历来被阐释为“父子情深”，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它更为复杂的内涵。关坤英最早披露了朱氏父子的紧张关系，赵焕亭则首次指出《背影》温情背后的焦虑。在笔者看来，这篇散文真正让人感喟的，不是所谓的“父子情深”，而是两代人情感的隔膜，它记录了父子之间一次艰难的对话。

　　朱自清的父亲朱小坡是一位老式的家长，对儿子管教很严。朱自清的婚姻就是父母包办的结果。而朱自清又是一个自称有“野马”性格的年轻后生，在北大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二人的思想观念差别很大，父子矛盾不可避免。这从朱自清在北大改名一事就看得非常清楚。朱小坡子女四人，长子自华，次子物华，三子国华，小女玉华。“自华”本是“父母之命”，“华”字有标志家族辈分的意义。但朱自华却径自打破父亲的安排，改名“自清”，无论这里有多少警策的深意，都是对父亲意志的一个违拗，在兄弟姐妹排行中显得相当另类，淡化了作为朱家长子的家族色彩。

　　朱自清上北大这一年，陈独秀在《新青年》1916年12月1日2卷4号上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文章说：“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父兄畜其子弟，子弟养其父兄。《坊记》日：‘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恋爱自由与经济独立，是新文化运动宣传个性解放的两面旗帜。少年朱自清因父母之命而定终身，尚未见有多少不满之辞；青年朱自清对私财权利的捍卫，则显得当仁不让。据关坤英《朱自清评传》提供的材料，可知朱自清从大学毕业后不久，一直到写《背影》的1925年，和父亲有过一段激烈而持久的感情摩擦，原因就是经济问题：

　　他上北大的第二年(1917年)，父亲的差事交卸了，一家大小断了经济来源，从此生计日艰，进而债台高筑。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理所当然，他要负担家庭的经济，但是承担多少，承担有没有限度，他个人有没有独立支配经济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一次龃龉。1921年暑假，他回到扬州八中任教务主任，父亲凭借与校长的私交，让校长将儿子的每月薪金直接送到家里，而朱自清本人不得支领。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来自清。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到外地执教。父子从此失和，这年冬天他不得不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1922年暑假，他想主动缓解和父亲的矛盾，带着妻儿回扬州，但父亲先是不准他进家门，后则不予理睬。过了几天没趣的日子又悻悻而去。以后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就是《毁灭》中所说的“败家的凶残”“骨肉间的仇恨”。1923年暑假虽又回家一次，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

　　对这个问题，不可简单地站在青年朱自清一边。据朱国华讲，当时朱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16年，我家境况已大不如前，父亲尽了最大的努力，非常体面地为自清筹办了婚事并送他上北京大学读书。自清离别新婚的妻子和年迈的父母独自北上，这以后不久，父亲的公卖局长职交卸了，他老人家特地关照我：不要写信把这些琐事告诉大哥，以免他学习分心。……几乎与此同时，家中又发生了一系列变故，祖母去世，二哥即将中学毕业，想考大学，都要花费一笔不少的钱。父亲设法变卖了一些家产，又在扬州借了一些高利贷，为祖母办了丧事，对二哥物华上交大的愿望，却是再也无力成全了。二哥成绩优异，志愿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父亲无论如何不同意，理由是家中拿不出学费，并建议他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因为这所学校既不要学费，又不要膳费，物华心里很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

　　可见朱小坡为了供长子朱自清读书，已经影响了次子的学业。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工作了的朱自清，理应反哺家庭。可是，翻一下朱自清1924年在浙江的日记，可见他生活开支毫无计划，贪昧以致伤身，借钱当物的记录比比皆是。养活妻儿尚嫌窘迫，更不要说周济老父。

　　现在有人以朱小坡“不慈不孝”为名而否定《背影》的伦理价值，未免责之过偏。朱小坡纳妾也好，惹母亲生气也好，那是他的私德。但他对自己的儿子，还是尽到了父亲的责任。应该指责的不是朱小坡的“不父”，而是朱自清的“不子”。晚年的朱小坡表面上对朱自清很冷，心里却一直挂念着在外奔波讨生活的长子。儿子不愿低头认错，他就以惦记孙子的名义与儿子书信往来。这也就是《背影》里所说的“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据《儿女》一文记载，1927年朱小坡在信中问起孙子阿九，对朱自清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老人家借顾念孙子，既指责了儿子的“父不父”，又指责了儿子的“子不子”。——“我没有耽误你，你为什么要耽误他?我没有耽误你，你为什么记恨我?”朱自清为这句话还哭了一场。

　　朱自清的“父不父”可见《儿女》一文的自述：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地，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竞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

　　俗语谓“不养儿不知父母恩”，青年朱自清实在不像一个好父亲。他在《儿女》一文中说：“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己如此，何以能感念父亲的爱呢?“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这句话既可形容他对儿女的态度——视儿女为拖累，又可形容他对父亲的态度——视父亲为管制。

　　应该承认，朱小坡对于儿子的感情倒是真实无伪的，只是他的做法有明显的“家长制”特点，从为子订婚到送子上学，无不体现出老式父亲的“包办”色彩。儿子是他的，他得管着儿子。这个“管”既是照管，如代买橘子；也是管制，如代领工资。只可惜朱自清感受更多的是“管制”而不是“照管”，否则，朱家发生了那么大的变故，面对破败的家，父子凄然相向，他完全可以找到更让他感动的记忆，而不仅仅是一个买橘子的背影。《背影》给人的感觉是，在“人到中年万事忧”的沉重背景之下，推出了一个“爸爸送我上学去”的轻浅主题。

　　就通常的人生经验而言，当父亲与儿子是男人与男孩的关系时，父亲管儿子，儿子怕父亲，父子之情往往不是最深的。父子关系只有到了男孩长成男人，“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时候，才会体会到非同一般的父子之情。朱自清写《背影》时是27岁，从他上面的自述就能看出，他完全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既不能理解父亲在家庭变故后的困窘和艰难，也体会不到父亲专断背后的深爱。

　　父子间的冷战持续了几年，朱自清两年未回家，心中的焦虑可以想见，但他最终也没有先向父亲低头。1925年10月的一天，“不相见已二年余”的父亲自扬州寄来一封信，信中说：“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朱小坡之死是在二十年后的1945年，正所谓来日方长，因膀子痛就想到“大去”，未免有些言重，其实是对生命被轻视的复杂反应。从这句话上看，是父亲主动向儿子服软伸出了橄榄枝。朱自清悲愧交作，泪如泉涌，《背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朱自清依然没有放下大男孩的矜持。按说向父亲道歉，写封信也就罢了。朱自清还羞于直接向父亲表达忏悔，费尽周折做了这篇面对读者陈情的散文，委曲致意。因而《背影》有着回应父亲的性质，只是他在回应父亲时又在逃避父亲。向父亲陈情时自己不能背过身去，于是只好让父亲背过身去；无法在内容中表现深沉的感情，于是只能在形式上刻画深刻的“印象”，这便是标题“背影”的由来。

　　文章开头写道：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此处的时间错位值得注意。如果对它进行“解码”，可以这样解读：“我与父亲上一次见面是在两年前的1923年，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1917年的背影。”可见朱自清在意象选择上有意眺过了父子失和的那几年。

　　文中共四次提到背影：第一次是点题的背影，如上所引；第二次是父亲买橘子的背影：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第三次是父子分手时的背影：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第四次是思念中的背影：“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一次，我在一所中学听课，教师提问：“这四次背影描写，最让你感动的是哪一次?”一个女生站起来回答：“是第三次父子分手时的背影。”老师说：“坐下，下一位。”“下一位”聪明地知道老师想要的答案，于是说：“是第二次，父亲买橘子的背影。”老师说“对了。下面我们看第二次背影描写……”

　　课后我对这位老师说，我的感受与第一位女生一样。在我看来，第三次是真实的离别，情感分量最重，也最有象征意义。第一次为点题手法，是虚的；第四次亦是点题，但从父亲所言“大去之日”，联想到父亲的“离去”，由“离去”联想到背影，也算虚中有实。只有第二次父亲买橘子的背影，情感分量实在太轻。无论父亲如何艰难地攀爬，仍不过是买橘子而已。更重要的是，父亲去买橘子，转过身去还要转过身来，这个“背影”没有象征别离的意味，也就无法符号化。显然，如果去掉买橘子的背影，这篇文章就撑不起来了，因为其他几个背影都由此衍化而来。可惜这个背影的情感分量和象征功能如此不堪重负，这就使整篇文章立足不稳。朱自清只能借助形式上的着力刻画和不断点题来强化心中的感动，并需历来的阐释者努力“挖掘”才能显现。

　　事实上，即使是车站送别的情景，长大了的儿子依然会发现此中的可哀之处。朱国华后来的补述就更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

　　文中所记买橘子等细节，使每个读者难以忘怀，对于我来说，就更理解其深意了。在过去的日子里，不要说几个橘子，就是金橘子、银橘子也不稀罕。然而，此时的父亲已是负债累累，囊空如洗，这一堆朱红的橘子便不同寻常了。读过《背影》的人，可能还会注意到父亲的穿戴是这样的：黑布小帽、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与此相对照的是：自清大哥却带着一件较为华美的紫毛皮大衣。此时，一方面为服孝，一方面是由于把所有的贵重衣物全部变卖了，但父亲却在这样的情况下，给自清定做了一件紫毛大衣，并亲自为他铺在座位上，以期抵御北国的风寒。

　　可惜青年朱自清完全不知此时何处应该感动，他只是努力渲染父亲爬月台的艰难，意识不到父亲掏出买橘子的钱比爬月台还要艰难得多。

　　1947年7月1日，朱自清在《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中，有这样一段对答：

　　问：您的《背影》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怎样发现题材?怎样产生那意境?怎样写成的?

　　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是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

　　显然，旁观者清，提问者更敏感地发现了《背影》意境上的经营。其实朱自清的经营还不止于此，1928年第一部文集出版，他以《背影》为书名，给人感觉似乎这是他的代表作。其实朱自清的真实意图是以此书向父亲遥致意焉。他的目的达到了，朱国华回忆说：

　　一九二八年，我家已搬至扬州东关街仁丰里一所简陋的屋子。秋日的一天，我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我手捧书本，不敢怠慢，一口气奔上二楼父亲卧室，让他老人家先睹为快。父亲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睛，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

　　父亲在看到《背影》以后的几年后，便去世了，他是带着满足的微笑去世的。

　　请注意又是一个时间的错位，《背影》写于1925年，父子冰释前嫌却是在1928年。也就是说，朱自清的致意三年之后才被父亲收到。经过多年的隔膜，1928年，朱家父子的关系终于回到了1917年的水平。虽然儿子只是在文章里避重就轻地指责自己“那时真是太聪明了”，但作为父亲，朱小坡已经满足了。只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儿子始终不愿面对他的“正面”。只有在他“离去”的时候，由离去产生的安全感和珍惜感才化为这篇淡淡的文字。至于有人说《背影》在选取角度上，“另辟蹊径”，“别开生面”，“令人拍案叫绝”，则完全是不明就里，认鹿为马。

　　因此，《背影》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记录了父子间一次艰难的“对话”，有着比“父子情深”更耐人寻味的东西。父亲无奈于儿子的倔强，终因虎老不伤人，以自怜老病换得了儿子的回头；儿子不满于父亲的专断，初生之犊不怕虎，终因骨肉之情和伦理压力而低头，通过第三者向父亲表示忏悔。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传统伦理与现代思想之间的交锋与妥协在一个家庭内部的文学表现。从文学上看，《背影》未必有多么精彩；从伦理学上看，则相当复杂。

三、《背影》解读的理性回归

　　以上复杂的内涵，显然非学生所能轻易理解，所以《背影》的去留就是可以商榷的。

　　“春晖时代”，白话文整体水平不高，《背影》“脱颖而出”；“严冬时代”，政治干预教育，它又差点成为“反面教材”；“夏日时代”，出于对“严冬时代”的拨乱反正和矫枉过正，它又获得了无以复加的美誉。然而，就在炎炎夏日，我们的解读也在慢慢地回归理性，听到了一些冷静的声音。我们发现原来朱自清的父亲私德不淑不像个“好父亲”，发现朱自清自己也未必是个“好儿子”，发现朱自清与父亲的关系原来非常紧张，发现《背影》不过是朱自清“内心矛盾和焦虑的审美置换”，发现《背影》文笔的刻意雕琢……

　　盛夏既然过去了，我们就应该进入《背影》解读的“秋日时代”，以冷静的眼光给它一个客观的评价。

　　我们应该知道，《背影》只是一篇平常的文章而已，在朱自清自己的文集中也不见得是压卷之作。它虽然不是一无是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非要赋予它经典美文的地位与光环，只能让负责阐释的教师力不从心。自然有好多人自陈读了《背影》之后非常感动。但笔者相信，你的感动跟笔者当年一样，受到了外在的暗示和压力，你不敢不感动，否则就是没有良知和不会审美。笔者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你的感动不是因为朱自清父亲的背影，而是因为你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感动来自你自己的生活与记忆。

　　从文学的角度看，《背影》留下来的理由并不充分。新文学的“春晖时代”，白话文佳作不多，朱自清的散文曾备受推崇。如今，以白话文为主体的现当代文学早已枝繁叶茂，好文章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背影》的文学意义已经不大。从教育学的角度看，表现亲情也不是《背影》的专利。李密的《陈情表》与施补华的《别弟文》，都能感人泣下，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与莫怀戚的《散步》也相当优美，大可不必唯《背影》是崇。并不是删去了《背影》，国人就真的泯灭了父子之伦；也不是少了《背影》，国人的阅读就形成了审美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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