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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学生与文本的“无缝”对话——《最后一片长春藤叶》教学构想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  季勇            

当下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学生之所以和文本形成“缝隙”，关键在于我们教师手头的教参、学生手边的教辅以及网络上浩如烟海的参考资料已经给出了文本符合应试标准的解读，本应“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四者和谐共进的课堂生态，更多的是师生对教参和教辅的“再对话”，也就是说整个语文阅读教学实质是师生对于教参和教辅的“二次”解读，这样的解读不需要基于文本的“阅读体验”，我们的学生也就有不需要和文本“无缝”对接，达成对话。但是，所谓教参和教辅的“标准的解读”就如同转基因食品，已经人为的将“教参和教辅编写者”的解读转移到某种特定的文本中，并使其有效地表达出教参和教辅编写者的意识，这样就强夺了文本生命本身的纯洁，禁锢师生的思考，阉割了学生思想，对语文教学、甚至对国人的民族性格形成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我们如何消弭“缝隙”，实现学生与文本的“无缝”对话呢？

一．帮助学生学会与编者对话，形成学习目标，明确学习要求。

语文课堂是教师、学生、文本以及编者四个生命的在场以及相互的润泽，逐步走向美好的过程。我们的学生一般是被告知学习的目标，鲜有学生能够主动去和教材的编者对话，去积极的探寻这篇文本我要学什么、为什么学？能够与编者对话，形成学习目标，这是学生与文本实现“无缝对接”的基础。我们语文教师要善于引领学生一起和编者对话。单元前的提示、课文的注解以及课后习题是教材编者针对整个单元以及课文特点编设的知识要点、能力训练点方面的必要提示，是编者编排教材意图的有效体现，也就是教科书编者的生命在场。

《最后一片长春藤叶》是在苏教版必修二《珍爱生命》专题，是《精神支柱》板块的第二篇文章。显然从编者对《珍爱生命》主题的序言以及《精神支柱》板块的命名上，我们可以确立《最后一片长春藤叶》这篇文本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对生命的深层思考，探寻生命的精神支柱。

在课后文本研习中，第一问“他画的最后一片叶子是不是‘杰作’？为什么？显然是让我们解读最后一片叶子上的人性内核。第二问“贝尔曼画常春藤叶是小说的重要情节，作者没有实写，这样写有什么好处？”涉及的是小说的情节设置，教科书编者在引导我们探讨欧·亨利小说结尾艺术。

当然，如果我们和文本对话，这是一篇典型的小说，我们可以考虑小说的基本要素（人物、故事情节、环境），但是对于高一的学生又太浅显了点。再者从最新的文学理念讲，小说不一定非得有有人物、故事情节、环境。我们语文老师要有自己的课程意识，适当的取舍。由此，我们可以和学生明确这篇文本的学习目标：

1.面对生命的深层思考,探寻生命的精神支柱；

2.解读最后一片叶子上的人性内核；

3.研究欧·亨利小说结尾艺术。

二．帮助学生学会与文本对话，产生自己的疑问，进而理解文本。

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中他这样主张和阐释获取知识的途径“获取知识——这就意味着发现真理、解答疑问。你要尽量使你的学生看到、感觉到、触摸到他们不懂的东西，使他们面前出现疑问。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事情就成功了一半。”读书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读出那份“陌生”，产生自己的疑问。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疑问，正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也是真正与文本实现“无缝对接”的开始。读出疑问就是读书时能够找出内容、语言方面看似有矛盾的地方，再通过多角度的深入思考分析，求得更好的理解，甚至提出与作者不同的看法。对于《最后一片长春藤叶》这篇文章，学生与文本对话，大体可能出现以下问题：

1.贝尔曼为什么会把自己看作是楼上两位青年画家的看门恶狗?

2.为什么琼珊认为常春藤叶掉光了他就会死?

3.下雨天, 贝尔曼作画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 他为什么不穿雨衣？他怎么能够爬上二十来英尺高的墙上画常春藤叶？画好的叶子为什么不会被雨冲刷掉?

4.贝尔曼为什么会为两个年轻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其中有没有水到渠成的感情铺垫？

5.苏艾有没有讲谎话？有没有可能是苏艾画的？

这是理解文本视如珍宝的火花和引子，也是教师感知学生的理解文本的程度从而组织教学，以及和学生共同成长的契机。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者杨九俊认为：一堂好课如同演奏爵士乐，他们在和声框架与旋律框架的基础之上，根据观众情绪和自己感受适当地进行意想不到的变化和节奏，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新的创造。好的课不是古典音乐的演奏，而是爵士乐的演奏，每一次上课，都是一次新的创造。这样，通过学生的获疑、释疑，在动态生成中相互映照，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主动的、自发的促进自我知识的生成的有效性。我们许多教师不能放开手脚和学生对话，而是预设一些具有唯一性、客观性和指向性的问题，在一问一答、一拍即合或者诱导下完成了知识的传授。因为唯一而失去学生的思辨，因为客观而漠视了学生个体性，因为指向而忽视了课堂以及学生发展的多种可能。也许，“提问”和“对话”的区别就在于是学生抛开人云亦云的、一望而知的内容,不断更新自我，还是疲于奔命老师的提问。教学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是师生互动，共同成长的历程，这也是新课程改革追寻的理想境界。

三.基于问题对话，研究欧·亨利小说结尾艺术，发展自己的思维。

对于欧·亨利小说结尾艺术，也就是所谓的“欧·亨利式结尾”，指在文章情节结尾时突然让人物的心理情境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或使主人公命运陡然逆转，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但又在情理之中，符合生活实际，从而造成独特的艺术魅力。如果直露的向学生讲解，就不能形成“有意义的经验”。杜威提出了“思维五步”，认为学校教授学生知识的目的，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学习如何获得知识，以指导下一步的经验以满足需求的方法。他认为训练儿童的主动的、持续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是教学的主要目的。从语文学科的本质来看，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尽管语言的形式是语文教学的重点，但是教学必须集中于语言表达的内容展开，总是在思维的活动中进行。

因此，研究欧·亨利小说结尾艺术，我们可以基于问题对话，设计以下的思维活动来研究欧·亨利小说结尾艺术。我们可以向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给这篇小说加上这样的结wei行不行（在不在情理之中）？好不好（有没有达成“意料之外的效果”）？

第一个结尾：其实苏艾撒了谎，画上最后一片叶子是医生！这个结尾尽管达成“意料之外的效果”，但是不在“情理之中”，显然医生缺乏画画的技艺。

第二个结尾：其实苏艾撒了谎，画上最后一片叶子是苏艾！这个结尾是在“情理之中”，从整个前后文字来推敲，没有破绽之处，贝尔曼的献身情节只有苏艾口述过，医生的叙述只是涉及贝尔曼的病情，只字未提画常春藤叶的情节。而且，根据前文所对贝尔曼老人脾气、健康状况的叙述——他性格暴躁、酗酒成性，并且”充血的眼睛老是迎风流泪”，即使没有“淋雨”，简简单单的“肺炎”的病症就可以把他折磨致死。但是，这个结尾不在“意料之外”，文章的诸多情节表明了苏艾和琼珊相濡以沫的友情，苏艾有为琼珊献身的情感铺垫，毫无情节的突兀感觉。

学生们会发现只有原来结尾能够达成“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效果”。先说“情理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尔曼一直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位青年艺术家的“看家恶狗’，可能平时苏艾和琼珊不时受到“男人”的骚扰，以至于对“男人”产生了偏执的看法，这时候贝尔曼总能挺身而出。而今，琼珊病入膏肓，贝尔曼内心认为“天哪，像琼珊小姐那样的好人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害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么我们都可以离开这里啦。”我们可以看到贝尔曼用了“我们”一词，他的内心已经和两位女士融为一家了。在琼珊的危急时刻， 他必然挺身而出，当然，无论是谁，只要没有泯灭人性，在此情境中，举动大抵是相同的，但贝尔曼的举动更具有典型性，就像欧·亨利在自传中满怀真情地评判道：“他们回顾昔日之时，前尘往事涌上心头，终于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展露出闪闪的光辉。”再者看“意料之外”，文本中贝尔曼性格特征和故事情节发展是相悖的，人物塑造与主题崇高的错位, 形成了“意料之外”的效果。正如前苏联作家苏曼诺夫说的：“艺术的打击力量要放到最后。”欧·亨利小说结尾艺术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 就在于它在情节的斗转直下，淋漓尽致的阐述了人性主题，达成了对人类的精神的滋养。

三．与文本对话，面对生命的深层思考，探寻生命的精神支柱。

文本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语，甚至每一个标点，都是文本生命的言语,表达丰富的内容和感情。离开了字里行间的探究,必将是苍白空洞的说教,是脱离了语文河流的干涸的河床。

文本中几个主人公对生命的精神支柱都有自己的理解。医生认为能支持琼珊活下去的希望是“男人”、“衣服”，这是一种比较世俗的欲望。苏艾认为能够让琼珊树立生活信心的是去“画那不勒斯海湾理想”、以及“为了我”，她认为生命的精神支柱是理想、友情。贝尔曼呢，支持他二十五年来孜孜以求的是画一幅杰作，他把自己当作是“两位青年艺术家”的看家恶狗，我们能够洞察到他的生命的精神支柱是艺术成就和正义感。琼珊把希望寄托在常春藤叶上，我们学生可能不理解，这是有文化隔膜。英国在 16 世纪采用忽布花以前，都是用常春藤来酿啤酒，因为把它混在麦子里，会使麦子化成啤酒，所以，常春藤的花语就是“感化”的意思。而欧·亨利的作品就有基督教式的人性的鼓号手。在文本中，我们会发现“感化”、“玄想”、“冥冥”、“罪恶”等词语，这是典型的基督教义中的词语，她所认为的精神支柱应该是宗教意义上的。在这样以文本为依托的, 对文本的深入研读, 我们可以让学生思考生命的精神支柱。

这也是与文本无缝对接的最核心的价值共同点，即形成对人、对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视域的融合点。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文本中饱含着作者写作状态和时代背景、生活阅历与对生命的理解”他才根本性的宗旨就是，灵魂的唤醒点，让学生实现和发展个体的自我价值，皈依生命的终极意义，诉求承担生命的责任，不断的提升生命的境界。

就《最后一片长春藤叶》而言，贝尔曼的献身在不经意间表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性力量，无论是谁，在此情境中，必然举动是相同的，这样的行动不属于任何权力的话语体系，这仅仅就是一种朴素的人性力量，已经深深植入到人性的血液中。贝尔曼这样一个性格暴躁、酗酒成性、爱讲大话、牢骚满腹的老人却用生命换来的善行，折射出作者对人性向善的期待。在他其他的很多文章中 ,都表达了他对人性向善的赞许。“人性向善”应该是解读《最后一片长春藤叶》这样一篇文章或者欧亨利作品的一把钥匙。人性向善 ,也是解读经典作品的一把钥匙。经典作品之所以流传千古因为它总是饱含着永不泯灭的人性，奏响着真与善的旋律。人性向善，也是古往今来无数智者苦苦追寻的人类终极信仰，更是是我们每一个人获得人生幸福的钥匙。

 在当下这样一个物欲横流、人性沦丧的时代，如果这样直指孩子心性，给予孩子生命的滋养，让更多的人性能够告别“庸常的恶”，能够以人性善良与朴素情怀面对公共生活，那么，我们必将迎来社会美好秩序的重建以及人与人之间浓浓的人文关怀，也就是孔子口中“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的大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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